当“现代（旧）诗圈的顶级诗者”半夜来敲门

>>>>作者：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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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篇文章《汉诗之余响恐怕在东洋日本》，意料会引来很多争执，但千算万算，漏掉了诗词界里的“国宝帮”——

现在诗圈里顶级诗者，不逊于任何历代诗人。你能说出明清比唐宋差很多的话来，就已经暴露见识了……说实在的，你都没接触到现代诗词圈，连边缘都没迈入……现代诗词，湖南帮空前强大……以你粗通平仄甚至未通的水平，好坏优劣你是分辨不出来的，没人会拿着作品找初学者点评……想学呢，姿态一定要放低，还没入门呢，就想站在高处指点江山了……

大半夜的，这位现代诗圈的顶级“扛把子”如此这般的在我的帖子底下，跳着大神，肆言挑衅，实话说，有那么几分钟，我成功被他激怒了，感觉像是三鼓刚刚敲过，将睡未睡时分，忽然来了一位拖着长辫、顶着红帽的老先生，不但疯狂砸门，且还声嘶力竭地喊着——“小子！你可知道回字有几种写法？” 

起先我还认真回复，之后不厌其烦，亦恶语相向，但是明显老先生的精力更为旺盛，反复横跳，将评论区搞得乌烟瘴气，为了避免唐突其他读者，我只能露怯，举白旗将之拉黑。

鉴于那位老先生已经被我拉黑，我作此文似乎有些战之不武，不过，我亦不想将之再拉回来。因为，我晓得，很多时候的争吵，并不是在探究真相，而只是想证明自己对，这种执念，每个人都有，文人的情状尤烈尔。我这里只是有些私心，想着“一宁文丛”的评论区，能够形成相对坦承、直率、诸家争鸣的氛围，反对、赞同、批评皆可，但却是“言之有物”的那种。千万不能学“国宝帮们”的做派，自诩精通格律、平仄，但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字，却和民间地头的混混们一样。人家香港黑社会，干仗前还要大声喊一下自己的名号——“铜锣湾只有一个浩南，就是我陈浩南！”而这些“国宝帮”诗人可好，既不贴诗，也不留号，只是一个劲儿嘚瑟我家里宝贝值一个亿，但，就是不给你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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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宁文丛”这个号，只是以两个月一篇文章（诗稿）的频率发文，11月，因某“文学教授”在叶先生仙逝之际，撰文攻击叶先生，吾按耐不住，抖擞精神以两天一篇文章的速度回评。在维护叶嘉莹先生的师道尊严之余，提了一些我之于旧诗词的看法。

由此招来了很多评论，褒贬皆有，我其实是十分欢迎这样的议论的——

为什么不去看看陈寅恪、陈散原、郑孝胥、沈曾植这些同光派诗人的诗呢？陈寅恪一直到1969年死都没有停止写旧诗，建议读一下余英时的《陈寅恪晚年诗笺注》，了解一下其造诣呢……跟老兄推荐本书，《光宣诗坛点将录》。仔细了解一下中国旧体诗最后的曲终奏雅。

吾之书房里，各种诗集、诗选、诗论，不下三百册，但是涉及到近代诗词大家的，且认真翻阅过的，只有南通州范伯子的诗文集，其余，则仅限于夏承焘、程千帆、沈祖棻、刘逸生几位先生的诗词选注等数种而已。所以，有读者批评我不了解晚清、近代诗词人及其作品，便妄发议论，我是接受的。（我也很听劝，已经下单那位老兄推荐的书，包括许多人杯葛的那本《双照楼诗词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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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话说回来，我仍然坚持，较之于唐诗宋词，明清两季诗词“莫可奈何、高下立判”的议论。同时，且容我继续举胡适批评“杜甫的《秋兴八首》只是一些难解的诗迷”这一观点来阐述吾之观点。

我们都知道民国一辈的文人，提倡白话，对旧诗词的创作不但不热心，还多有冒犯，而造成这些的原因，就是民国的维新派文人认为，八股文不但难学难懂，且有严格的用字、用韵、用典、与行文格式的限制，文章变成了一种特权，这导致文人及整个民众的思想也随着文字的僵化而僵化。近世中国，诸如吴稚晖、章太炎、赵元任等大佬从民族振兴的角度出发，以汉字“字义难载字音”，直接主张丢弃汉字，使用一种“万国新语”——1887年，波兰人柴门霍夫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创造出的便于学习的新语言，名为Esperanto。

只是，这个“世界语运动”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不过五四一辈学人，他们反对八股，提倡新文学的思潮则一直延续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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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70年代生人，中学的语文老师，是一位经历过旧时代私塾教育的老先生，我现在的文章习惯受他的影响很多。学古诗词，则让我们一定要从诗经、古诗十九首、汉乐府开始，并要我们不限格律平仄，试着写些诗词来抒发心头之意，这点与叶嘉莹先生推崇的“诗之感发”之意相同，诗词一定不能只是简单的文字游戏。

偶尔翻到某些“开班”老师关于古诗词的讲解文章，上来就是格律平仄之乎者也一番，不耐烦之余亦有些哭笑不得，古诗词在当下的境地几乎已经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了，还在那里自得于老么子的格律平仄，除了卖弄，还有什么意义呢？读古诗词，首要的还是读诗韵，诗意，而非在那里格什么诗体。

何况传统古诗词从春秋的《诗经》，到楚辞，到乐府、到古体，到四六文，到律诗、绝句，再到后期的新乐府，古文运动，经历了不知道多少的反动再反动。我们当下耳熟能详的诗词，大多不以对仗与否来取胜。而且到了明清两代，关于律诗的对仗、格律平仄的讲究已经趋于完善中的完善，那么，我们又能记住多少明清时代的好诗词？

且引胡适《白话文学史》为论：“诗人则自唐以来，求如老杜《石壕吏》诸作，及白香山《新乐府》、《秦中吟》诸篇，亦寥寥如凤毛麟角。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余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弊，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

所以好的诗词，真的不是因为对仗、格律来的。而是悠远的意境、贴合的韵律，能与读者形成声心的共鸣使然。

同样是胡适先生的话：“杜甫晚年作律诗很多，大概只是当一种消遣。杜甫用律诗作种种尝试，有些尝试是很失败的。《秋兴》八首传诵后世，其实也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迷。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只是一些失败的诗顽艺儿而已。”（题外话，叶师嘉莹曾针对胡适关于杜甫律诗的批评做过认真的反驳。）

我对五四时期的文人，不取其格，而取其精神。民国文人有一个非常坏的毛病，就是他们自己打小就是启蒙八股，转头来为了“大众觉醒”，猛烈批判传统文言，而提倡所谓白话。这给后世留下来一个大BUG，那就是我们民众的精神随着文字的粗鄙而变得简单、卑劣。不过，民国文士关于文学精神之“认真、创新”却是值得褒赞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如果过于被文字的戒律束缚，那就是只能一路贬低回到明清的八股上去。

另外，我一直以为，诗词的格律要求，有点类似佛家的持戒，但是持戒并非只是为了持戒，而是为了解脱得大自在，何况持戒也只是佛家修道的一种法门，临济宗、律宗，在禅悟的具体方法上，抵牾者就很多。而且如果要认真检阅唐代以后大家的作品，在诗词格律上也并非一贯讲究森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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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议论，部分摘自吾之前的一篇文章，《关于古诗词创作的一些说明，兼论古诗词之诗韵、诗意与诗体》。

今天就啰嗦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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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小语

这篇小文应该是叶嘉莹先生仙逝后，就旧诗词方面的最后一篇。旧诗词的创作，在当下已经变成了极为私人的事情，基本没啥人看，我之执着于旧诗词，完全是创业期间的破解孤闷而已。之后“一宁文丛”可能会写一写民国文人，如果要写，则一定从“吃食作家周作人”先生开始，也可能会写一些历史小说，期待有心的读者可以留意。谢过！

东洋日本，明治年间的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