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诗词创作的一些说明，兼论古诗词之诗韵、诗意与诗体

昨日传了一首新诗。有读者气恼的过来讲我的对仗有大问题。因为恰巧前段时间同样有读者在我的诗作底下声讨我的诗作，我作了一篇《词家从不觅知音——吾之诗词，惟吾注之》予以回应。于是，我一下子被激怒，怎么又来？故而在他的评论底下争吵了几句。不过该读者已经将其评论删除，我亦不再叨叙前后。

不过，就他的批评而言，我觉得我确实有些需要检讨的地方。那就是在我发表诗词的标题上，特别标注“七律、五绝、古体”等诗体，同时在诗作后面还写明用了平水韵还是新韵，压的什么韵。严格意义上而言，如果按照中后唐文人对绝句、律诗等诗体的定义，我的一些创作并不十分符合规范。

例如最近的一首《壬寅冬末自郭庄泛舟外西湖》，我是首联和颔联对仗，颈联、尾联不对仗。昨日读者生气的地方大概就在于此。我以“偷春体”搪塞之，他立刻转了明朝文人关于偷春体的定义予以回击。其实关于此诗，我是故意没有颈联对仗，否则将“鸳鸯顾影湖山暮，菡萏香销绪万愁”改写为“鸳鸯顾影湖山暮，菡萏销香苇荡秋”可能会更好一点。

为什么不再特意颈联对仗呢，就要提到我自己对古诗词创作的一些私心，那就是韵律比对仗重要，意境比格律重要，千万不能误引导读者以为旧诗词就是一个文字游戏上去。不过被有心的读者挑出了毛病，我也无可奈何。

我现在偶尔翻看一些公号里面的老师关于古诗词的讲解文章，上来就是格律平仄，有一些非常的不耐烦。古诗词在当下的境地几乎已经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了，还在那里自得与老么子的格律平仄，除了卖弄，还有什么意义呢？读古诗词，首要的还是读诗韵，诗意，而非在那里格什么诗体。

何况传统古诗词从春秋的《诗经》，到楚辞，到乐府、到古体，到四六文，到律诗、绝句，再到后期的新乐府，古文运动，经历了不知道多少的反动再反动。我们当下耳熟能详的诗词，大多不以对仗与否来取胜。而且到了明清两代，关于律诗的对仗、格律平仄的讲究已经趋于完善中的完善，那么，我们又能记住多少明清时代的好诗词？

且引胡适《白话文学史》为论：“诗人则自唐以来，求如老杜《石壕吏》诸作，及白香山《新乐府》、《秦中吟》诸篇，亦寥寥如凤毛麟角。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余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弊，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

所以好的诗词，真的不是因为对仗、格律来的。而是悠远的意境、贴合的韵律，能与读者形成声心的共鸣使然。

同样是胡适先生的话：“杜甫晚年作律诗很多，大概只是当一种消遣。杜甫用律诗作种种尝试，有些尝试是很失败的。《秋兴》八首传诵后世，其实也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迷。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只是一些失败的诗顽艺儿而已。”（题外话，叶师嘉莹曾针对胡适关于杜甫律诗的批评做过认真的反驳。）

我对五四时期的文人，不取其格，而取其精神。民国文人有一个非常坏的毛病，就是他们自己打小就是启蒙八股，转头来为了“大众觉醒”，猛烈批判传统文言，而提倡所谓白话。这给后世留下来一个大BUG，那就是我们民众的精神随着文字的粗鄙而变得简单、卑劣。不过，民国文士关于文学精神之“认真、创新”却是值得褒赞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如果过于被文字的戒律束缚，那就是只能一路贬低回到明清的八股上去。

另外，我一直以为，诗词的格律要求，有点类似佛家的持戒，但是持戒并非只是为了持戒，而是为了解脱得大自在，何况持戒也只是佛家修道的一种法门，临济宗、律宗，在禅悟的具体方法上，抵牾者就很多。而且如果要认真检阅唐代以后大家的作品，在诗词格律上也并非一贯讲究森严的。

转到话题上来，我之前特别标注诗体，原因有二：

1、无厌斋公号本来以古器物、古美术的介绍和中日文化源流方面的散论居多。如果标题不备注诗体，容易让往期的读者困扰。今年开始刊载诗作，故按照公号的惯例，将文体作为一个类别，以区分其他的文章。

2、古诗词的标题一般都是三四个字，公号发表出来，无头无尾，显得形影单只，莫名其妙，所以有时候除了备注诗体，我还特地在标题上写出诗词的第一句。

之后再有古诗词，我将只标注“古诗”，以区别于诗词爱好者眼里的近体诗。

另外关于韵律，我自己并不准备去深究它，但是私以为韵律要比对仗、平仄来的更重要一点，之后的诗词一定会用韵，体例上以通韵为主，后面不再单独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