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诗词创作的一些说明,兼论古诗词之诗韵、诗意与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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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宁

 

昨日传了一首新诗。有读者气恼的过来讲我的对仗有大问题。因为恰巧前段时间同样有读者在我的诗作底下声讨我的诗作,我作了一篇《词家从不觅知音——吾之诗词,惟吾注之》予以回应。于是,我一下子被激怒,怎么又来?故而在他的评论底下争吵了几句。不过该读者已经将其评论删除,我亦不再叨叙前后。

 

不过,就他的批评而言,我觉得我确实有些需要检讨的地方。那就是在我发表诗词的标题上,特别标注“七律、五绝、古体”等诗体,同时在诗作后面还写明用了平水韵还是新韵,压的什么韵。严格意义上而言,如果按照中后唐文人对绝句、律诗等诗体的定义,我的一些创作并不十分符合规范。

 

例如最近的一首《壬寅冬末自郭庄泛舟外西湖》,我是首联和颔联对仗,颈联、尾联不对仗。昨日读者生气的地方大概就在于此。我以“偷春体”搪塞之,他立刻转了明朝文人关于偷春体的定义予以回击。其实关于此诗,我是故意没有颈联对仗,否则将“鸳鸯顾影湖山暮,菡萏香销绪万愁”改写为“鸳鸯顾影湖山暮,菡萏销香苇荡秋”可能会更好一点。

 

为什么不再特意颈联对仗呢,就要提到我自己对古诗词创作的一些私心,那就是韵律比对仗重要,意境比格律重要,千万不能误引导读者以为旧诗词就是一个文字游戏上去。不过被有心的读者挑出了毛病,我也无可奈何。

 

我现在偶尔翻看一些公号里面的老师关于古诗词的讲解文章,上来就是格律平仄,有一些非常的不耐烦。古诗词在当下的境地几乎已经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了,还在那里自得与老么子的格律平仄,除了卖弄,还有什么意义呢?读古诗词,首要的还是读诗韵,诗意,而非在那里格什么诗体。

 

何况传统古诗词从春秋的《诗经》,到楚辞,到乐府、到古体,到四六文,到律诗、绝句,再到后期的新乐府,古文运动,经历了不知道多少的反动再反动。我们当下耳熟能详的诗词,大多不以对仗与否来取胜。而且到了明清两代,关于律诗的对仗、格律平仄的讲究已经趋于完善中的完善,那么,我们又能记住多少明清时代的好诗词?

 

且引胡适《白话文学史》为论:“诗人则自唐以来,求如老杜《石壕吏》诸作,及白香山《新乐府》、《秦中吟》诸篇,亦寥寥如凤毛麟角。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余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弊,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

 

所以好的诗词,真的不是因为对仗、格律来的。而是悠远的意境、贴合的韵律,能与读者形成声心的共鸣使然。

 

同样是胡适先生的话:“杜甫晚年作律诗很多,大概只是当一种消遣。杜甫用律诗作种种尝试,有些尝试是很失败的。《秋兴》八首传诵后世,其实也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迷。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只是一些失败的诗顽艺儿而已。”(题外话,叶师嘉莹曾针对胡适关于杜甫律诗的批评做过认真的反驳。)

 

我对五四时期的文人,不取其格,而取其精神。民国文人有一个非常坏的毛病,就是他们自己打小就是启蒙八股,转头来为了“大众觉醒”,猛烈批判传统文言,而提倡所谓白话。这给后世留下来一个大BUG,那就是我们民众的精神随着文字的粗鄙而变得简单、卑劣。不过,民国文士关于文学精神之“认真、创新”却是值得褒赞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如果过于被文字的戒律束缚,那就是只能一路贬低回到明清的八股上去。

 

另外,我一直以为,诗词的格律要求,有点类似佛家的持戒,但是持戒并非只是为了持戒,而是为了解脱得大自在,何况持戒也只是佛家修道的一种法门,临济宗、律宗,在禅悟的具体方法上,抵牾者就很多。而且如果要认真检阅唐代以后大家的作品,在诗词格律上也并非一贯讲究森严的。

 

转到话题上来,我之前特别标注诗体,原因有二:

 

1、无厌斋公号本来以古器物、古美术的介绍和中日文化源流方面的散论居多。如果标题不备注诗体,容易让往期的读者困扰。今年开始刊载诗作,故按照公号的惯例,将文体作为一个类别,以区分其他的文章。

 

2、古诗词的标题一般都是三四个字,公号发表出来,无头无尾,显得形影单只,莫名其妙,所以有时候除了备注诗体,我还特地在标题上写出诗词的第一句。

 

之后再有古诗词,我将只标注“古诗”,以区别于诗词爱好者眼里的近体诗。

 

另外关于韵律,我自己并不准备去深究它,但是私以为韵律要比对仗、平仄来的更重要一点,之后的诗词一定会用韵,体例上以通韵为主,后面不再单独标出。

 

读古诗词,首要的还是读诗韵,诗意,而非上来就在那里格什么诗体。同时,我们要相信,好的诗词真的不是因为对仗、格律来的,而是悠远的意境、贴合的韵律,能与读者形成“心与声”的共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