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的宗教化与宗教化消解—蒋庆的“新儒教”如何走通？

儒、儒学和儒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往往不加区分的混为一体，就言者而言，可能是默认了儒在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和社会生活上的敷泛化；但是就所言之物而言，就不免有些委屈，这里面还有两个层面：批儒的人将儒认定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的代言人，中国之要现代化，儒是必须抛弃的敝屡，而崇儒的人又往往不加分辨的将儒笼统视为中国千年历史的精神、文化粘合剂，而中国之要继续进步，则非重新拾起不可。当然这里面还会有许多调和的、新的主张，但大体而言，只是不同的政治言说与学术话语之间的摇摆而已。

而在这些不同的政治言说与学术话语之中，“儒”的宗教化是一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话题之一。

一般来说我们虽然承认儒家思想是偏向于人道和入世的——“天道远，人道弥”“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未知生，焉知死”“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些都是孔子远天道而近人道的说明，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在历史的进程中则无疑既有其非宗教性的一面也有其宗教性的一面，儒在义理上的学术化和在功用上的宗教化几乎是同时进行，而且相辅相成互为彰显。

在汉儒们看来，孔子修《春秋》不是单纯的修史，其更是代王者立法，孔子成为了无冕的素王，人间的神祈，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圣人受命”在此被渲染强化的背后，正好给平民出身的汉皇帝合法的道统地位。在此从君权神授宗法制度的视角来看，儒家学说俨然成为了一种宗教观念。

不过儒真正穿上宗教的外衣，还是应该由宋儒的理学开始。宋儒特别表彰《大学》《中庸》，宋儒的自觉运动，有着近乎宗教性的严肃的道德观念。宋儒的理学在学理上得益于道家、佛家甚多，宛然变成了佛道的“儒教”。不过有一点值得我们另外加以注意，宋儒理学的宗教味虽浓，却是建立在对前朝“儒教”的否定与消解之上的，宋儒虽然还讲究尊王明道、内圣外王，但是他们并不太瞧得起汉唐的儒学，认为那是“霸道”而非“王道”，他们自己则推崇春秋并大呼“三代上古”。

在晚清之前，儒的宗教化是在下意识中进行的，和佛教、道教相比，此前的“儒教”还不如说“儒的教化”更为合适。而明确提出“儒教”并为此立论的还是要等到晚清康有为辈的“三统、三世”之说开始，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希望借助“大成至圣孔夫子”的招牌来堵住那些反对维新变法之人的嘴，这种以宗教来经邦济世的方法固然可以借助社会变革的需要逞一时之势，但终究不是儒学的正统路数，卫道的叶德辉则明白的指出：“今之《公羊》学非汉之《公羊》学也。”又说：“康有为其貌则孔，其心则夷。”

而当康有为对儒进行有意识的宗教化的时候，他不得不沮丧的察觉“儒教”的宗教化消解几乎同步进行。当时急迫的社会局势和颓败的国民精神已经不能够让他从容布置了。“革命者的命运的确难以预料，不论革命成功与否，它从来不会按照革命领袖的最初愿望发展，一些革命领袖往往不是旧秩序捍卫者的牺牲品，而是死于更激进或者更温和的革命同志之手。”更激进的民主共和制度与现代民主思潮将康的“儒教”击的粉碎。

不过大历史的迂回总是会造成各种诡异的现象，“儒教”的大旗被现在的蒋庆等人重新竖起，而且应者不乏其人，最近在某度假村的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会议”云集大牌学人更有一统“儒学江湖”的气势。那么我们便来看看蒋庆的“新儒教”有些什么？

蒋庆的《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儒教国教说）》 一文有这样的论述：

儒学与儒教的关系相当于基督教神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儒学只是儒教的一个具体内容。…如果不拘泥于西方的宗教概念，儒教肯定是一种宗教，只不过是一种与西方宗教不同的独特的中国宗教。…儒教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载体，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与生命信仰的体现，儒教与中华民族、中国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儒教兴则华族兴中国兴，儒教衰则华族衰中国衰。

在此我们不难看出蒋庆等人的“儒教”体系完全是生搬硬套，其既不承认儒教的宗教属性，又希望以宗教的名义来进行世俗规划，而且和康有为所提的“儒教”相比更缺少学术底蕴和社会底气，在晚清之际，好歹还有很多的耆老夫子，在民众之间抬出“孔儒”的名号出来还颇有号召力，但是在传统文化已经历经坎坷的今天，“儒教”这种人为设计的理念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将不可避免的产生混乱。从宗教的属性来说，“儒教”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其说，但比诸中国的汉化佛教，它并不能被视为宗教意义上的“儒教”，它没有形成自己的宗教体系，没有相应的礼仪程式，也未出现专业的神职人员。从儒家的义理来看，儒家的理性主义和宗教的信仰主义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儒家学说在无可争辩的成为中国的正统价值之后，一直存在着排斥包括佛教在内的各种宗教的论调和通过政治、经济手段对各种宗教组织所采取的打击。

蒋庆先生的“儒教”学说，其精英情结的自我期许和价值判断十分明显。这种精英主义色彩，与早期中国的佛教有着类似之处。佛教作为传统宗教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占据过主流的位置，在经历了长时间卷帙浩繁的佛典翻译工作之后，传统的士大夫与佛法的捍卫者通过相互驳难、相互渗透使得佛教理论与中国传统思想相互妥协，早期的佛教无疑是一个“士大夫佛教”，汉朝之后出现的门阀世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早期佛教的精英性，但是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佛教，靠士子僧人的清谈诘难是难以“征服”中国的。它需要长期的案牍工作与传法过程。在传统中国人的眼里，佛教是僧人的佛法，并有其独特的有别于庶民生活的社会组织。

蒋庆等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混淆了宗教和文明的界线，枉自将他们“儒教”来涵盖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在意的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其心结则在宗教的功用上，所以他不遗余力的提倡祭孔、汉服和建立所谓的儒政院。而儒学自创立之后经过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在不同语境下的解读，其在民众的眼里已经产生了相当的扭曲，蒋庆等人则在书斋里面使用剪刀和浆糊的加工办法对其进一步的歪曲。如果抛开宗教的神秘主义成分不谈，蒋庆等人无疑是企图给“儒教”贴上“现代性”的标签从而提高身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块“蒋庆造”马赛克砖头，里面的成分不单有宗教的信仰、道德的教化、制度的重建还有他们娇柔的精英分子的身段。

按照蒋庆的期许，“新儒教”的振兴有“上行之路”和“下行之路”可行。所谓的“上行之路”便是倚仗儒家精英的政治纽带走上层路线，而下行之路便是依靠儒家精英的知识积累夺取文化、教育层面的发言权。

是否能形成相应的组织和足够的皈依者将是“新儒教”能否存在的支撑点。“新儒教”目前首要的困难是他们的“上行之路”，他们也明白政教结合的主张将不能够容于现存的政治体系。而这种以“儒教”的名义并借助国家公器的力量规划社会并对现有的道德重新评估的做法，也已然违背社会规律，一个宗教如果不仅仅只是信仰，而成为了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生活方式，其必然走向反动，西方中世纪的宗教黑暗，当代异教邪说所引发人为灾难莫不遵循这样的规律。

而蒋庆的“下行之路”也同样走不通，按照他的说法，此“儒教”并不等同于彼“耶教”，前者更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这种既“哲学”又“世俗”的“儒教”非常容易将民众引入歧途，因为业已存在的社会差别将使得“儒教教义”产生混淆。哲学的“儒教”作为一种纯粹的知识分子理想将无法被缺乏宗教精神和传统文化意识的民众所接受。而世俗的“儒教”如果不能发展，哲学的“儒教”能否重建成为现代思想和上层建筑的指导思想则非常成为问题。

孔子自己不愿意做耶稣，蒋庆也不可能够成为圣彼得。

此文作于2008年之前，备存。